作者：夏小蟾

张菊生（1925年11月7日—2019年5月15日），湖北省武昌县（现武汉市江夏区）人。1940年7月25日参加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担任1947—1948年武汉大学自治会学术股长、副主席。曾任武汉市青委组织干事、宣恩县委秘书兼团县委副书记。湖北省青委秘书兼机关党支部书记、《湖北青年报》总编辑。1953年技术干部归队，历任一机部中南工业试验所化学室主任；后调任湖北省工业厅研究室主任、武汉市化工局科委副主任。1962年任武汉市化工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曾获武汉市“三八”红旗手、湖北省妇女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化工部国防化工三项嘉奖。1982年调北京工作，任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主任，1988年离休。社会兼职有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组委会主任。1994年、1996年分别赴美国和德国参加国际氢能会议。后为中国能源研究会名誉理事、国际氢能协会会员。

今年是母亲张菊生诞辰100周年。母亲虽不是什么大的名人，但也绝非“鼠辈”。她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考入当时被誉为五大名校的武汉大学物理系，既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牌大学生，这在我们小时候成长的部队大院里的“家属”们中是不多见的。母亲一辈子没干过经天纬地的大事，却在荆棘与坎坷中，始终充满着理想和激情，忠诚党的事业，笃定前行。

（一）

母亲毕生信仰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党是母亲”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贴切，从不含糊。为党工作从不懈怠，即使蒙受冤屈和不解，也从未横生怨念，心怀嗔恨。只要党发出召唤，都会俯身敬业，奋力而为。

母亲1925年11月7日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县保福乡（今武汉市江夏区）。1939年秋，14岁的母亲随其父（我的外公，当地著名的民主人士，武汉市江夏一中的创始人）张念之逃难返鄂途中，参加了当时国民党湖北省第四区区立简易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并被录取。也就是在这里决定了母亲新的人生观和终身奋斗目标。该校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和培养进步青年学生的革命学校。这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清华、北京、燕京等大学的学生，还有的是从延安抗大学习后派来的。这里的同学，也有很多和母亲一样，家在沦陷区，日寇的暴行使他们深感国破家亡的痛苦，民族意识特别强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十分不满，普遍要求进步，倾向革命。这些同学多是品学兼优的，党组织因势利导，在这些学生中成立读书会，私下里读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列宁主义问题》《论党》《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里，母亲感到了朝气蓬勃、热血喷涌，看到了光明，找到了希望。母亲积极投入各项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学生中的骨干分子。经过老师的教育和读书学习，确信只有共产党才真抗日、能抗日，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心向往共产党。后经身为共产党员的英文老师介绍，母亲于1940年7月25日参加了共产党，没有候补期，直接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当时她还不满15岁。

正当母亲信心满满，热血沸腾时，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一边努力学习，一边积极宣传抗日，暗中发展党员，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既保证了党的地下工作在学校有效安全地开展，个人也日臻成熟了起来。然而，风云突变，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了。白区共产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形势十分不利。党组织决定即刻分批转移党员。由于学校附中党支部书记夏夔（同学，解放后结为夫妻，即我们的父亲）被安排第一批转移后，母亲直接接受校外中心县委的领导。县委领导要求母亲“立即转移，去向是湖南津市，自己找地方先隐蔽起来，然后把地点设法通知组织上”。并对母亲进行了气节教育：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当叛徒会遗臭万年。如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强迫你参加国民党及其组织时，为不暴露身份，可以参加；如敌人已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再参加就是叛徒。母亲牢记在心。按照组织要求，母亲到达湖南津市后，在半个月内想方设法将地址告诉了县委领导，却一直杳无音讯。大约一年后，高萌收到了组织的来信，大意是：“此地大旱后又降淫雨，气候恶劣，农事不利……目前家境清寒，手中拮据，无法周济高生（指母亲，在校时曾使用高萌笔名办过报），请嘱其少安毋躁，待家庭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之后，定当予以接济也……”

来信虽是暗语，但不难看出，形势十分严峻，组织尚有困难，一时难以周全。之后母亲在湖南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寻找党组织，其间更换过几个地方，母亲都想尽办法将地址转交到原县委所在地或县委领导可能在的地方。由于情况不断变化，县委和县委领导也在不断转移，终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母亲当时虽身为中共党员，但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身处异乡，人生地不熟，回想在党的身边是多么的幸福，有了党就有了方向，就有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现在犹如坠入黑暗的深渊，母亲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1946年，母亲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由于母亲品学兼优，又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社团“风雨谈”，投身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一系列斗争中，特别是1947年“六一”惨案发生时，母亲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引起了在武大的地下党的注意，并正式找她谈话，决定发展她为中共正式党员。直到这时，母亲才报告了1940年7月在简师附中入党并成为正式党员，1941年3月按照组织决定单独紧急转移，之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母亲按照地下党不发生横向联系的原则，认可并服从了现在武大的党组织关系，确定了新的上级联系人，并在之后就接受该党组织的领导，建立了武大城工组。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母亲更有了主心骨，随时能得到党的指示，斗争方向更明，策略更多，效果更好。

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依靠组织，一切服从组织是母亲作为一个老党员一贯地铭记于心的行为准则。在组织面前无条件、无隐私，甚至无委屈可讲，这是刻在母亲骨子里的信念或其“天真”的性格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有失去过组织联系这段历史，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加上别有用心人的恶行（作为同是领导干部，因对自己向组织申请救济未全额满足心怀不满，而在母亲的档案中塞进他个人写的“张菊生在周南女中表现很活跃，当时周南女中发展了五名军统特务，张是否参加了军统组织”的纸条），从此母亲实际上是作为“特嫌”被“控制使用”的，本人却毫不知情。本来母亲的行政级别偏低，五十年代初期调过三次级，母亲又都主动让给比自己级别低的同志了，所以近三十年来母亲一直原地踏步，还自认为是自己让给别人的结果，没有半点被“控制使用”的感觉。后来，“文革”结束，党委恢复工作，查清母亲的问题，抽出那张字条，并交给母亲本人看，冤案终于解决了，而母亲最多的是对组织的感激，感激组织对她的信任。

听从组织召唤，服从组织安排，是母亲一生对自己的基本要求。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技术干部奇缺，中央决心很大，决定凡是学过技术的干部都要“归队”。母亲被抽出来集中学习了三个月后拟分配到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三天后动身。母亲二话不说，回家就简单收拾了衣物和被子后即刻出发。这时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王树声（1955年授大将军衔）到家里，听说母亲要调江西，严肃地说：“乱弹琴！我给你调回来。”母亲急着说：“首长，这是自愿要求分去的，我是学物理的，对力学、机械都感兴趣，可发挥一点作用，夏夔也是支持的，千万不要改了。”王司令员说，武汉市是大城市，很多科研单位都很重要，都需要人。就这样，母亲被调到在汉口的一机部中南工业实验所任化学室主任。也从此到离休，学物理的母亲一直从事着化学研究、实验和教学工作，乐此不疲。

在组织的长期培养和教育下，母亲责任心极强，办事非常认真，不论身处何种环境，也都一心想着把工作做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前述原因下，母亲在“控制使用”期间，在一个没有所长的化工研究所里一直担任分管业务的第一副所长，没有进入党委班子。然而，母亲的心思却在业务技术和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中，从不考虑权和利。由于母亲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果得到了化工部的认可，下达了从一机部到八机部的众多课题，其中最主要和最机密的当然是二机部（原子能）和七机部（航天）方面的课题。大部分课题在攻关中取得可喜成果，有的获得了课题奖，有的被应用于国家重要项目和领域中。如，化工部下达的苯醚撑硅橡胶课题项目，后来就用在毛主席水晶棺的密封上，以及用于载人航天的“神五、神七”以及后来的各种航天器上。后来武汉市化工局党委任命母亲为化工所所长，继而参加所党委工作并任党委副书记，当时，《长江日报》对母亲进行了采访，登了头版头条；母亲被评为武汉市三八红旗手，湖北省妇女先进工作者。这些对母亲而言，只是要争取更多的时间，干更多的工作。她最喜欢毛主席的一首诗句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在这个研究所工作的十九年里，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地在那过日子。半夜在宿舍睡觉一听到消防车的呼叫声就立马起床，开窗观看救火车的方向。一次正好看到消防车是往母亲所在单位方向去的，她连拖鞋都没换就跑到所里。到了大门，所里没有异样，门房同志见母亲半夜匆忙来所，并告知消防车的去向，母亲这才又回到宿舍休息。“文革”期间的一天，氯乙烷车间失火，母亲不管自己已被打倒靠边站，立即冲去救火。用原来所领导的状态和口气指挥救火，叫人从这边进那边出，指挥人用冷水保护氧气瓶，及时联系救护车送烧伤人员到医院救治，让闲杂观看的人离开现场，顿时秩序良好，大火被及时扑灭。事后，母亲只是欣慰地想：怎么都还听我的指挥呢？！

（二）

母亲天资聪颖，学习上进，处处拔尖。母亲出生之前是有一兄一姐的，但他们在婴儿时期就已夭折了。旧社会缺医少药，加之那时候在武昌县农村，母亲出生后也差点夭折，小棺材已经做好了，家里给木匠师傅做夜宵时，母亲哼了一声，活了过来。之后外公外婆就再也没要孩子了，所以母亲实际上是独生女。外公精心培养母亲，但并不溺爱。三岁时就教母亲认字，整个童年，保证了充分学习的时间，同时要求母亲参加必要的劳动，如“洒扫庭除”等，做到学习好，劳动好。母亲读书成绩一直较好，上小学时正值陶行知提倡小先生制时，母亲还被老师选出踏着小板凳上讲台，为同班同学讲过算数课，所以和其他小孩相比，往往领先。为避免母亲滋生骄傲之气，外公经常教育她任何时候，也无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都不应该骄傲，讲清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理，特别是女孩子不能有娇骄二气。

与营救的美国飞行员本尼达夫妇合影

母亲后来考上湖北简易师范学校附中，在那里母亲加入了共产党，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其终身伴侣的我们的父亲夏夔。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是当时母亲每次考试夺魁的唯一竞争者。同学两年，每次考试第一名不是母亲就是父亲。当然，他们各有优势，母亲的数学、物理、英文要强一些，父亲则在语文、史地和时事政治方面占优势。皖南事变后，在校党员都分别转移，母亲则按组织的指示，转移至湖南。外公外婆则以逃荒名义带着母亲到湖南，这样一家人有个照应。到湖南后，母亲多方找寻无果，一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时学校已开学，外公带着母亲到湖南益阳桃花仑信义中学女生部，要求插入其初中毕业班，母亲则想如果能插班，边读书边继续寻找组织。然而，该校女生部主任不同意插入毕业班，怕影响班上的毕业成绩，外公则找校长讲明理解学校的想法，但只需给一个考试的机会，成绩符合要求就收，不够条件决不无理纠缠。最后校长答应考考看。要求女生部各科老师现出题、现考。母亲考了一天，每科都提前交卷，评卷结果出来，各科几乎都接近满分。校长说，这个学生我们收了。那年，湖南毕业会考，母亲获得女生第一名，为信义中学争了光。

新学季开始，外公又带母亲到长沙应考。因周南是名校，母亲只报考周南女中一所学校。那年夏天特别冷，同去的信义中学同学住在同一旅馆，母亲考了周南后就在旅馆等出榜，母亲和外公的衣服都被别的同学和他们的父亲借去穿了。只有三天周南就出榜了，母亲和外公都没有出去看。同学的父亲看后回来告诉外公说，除有两人考中外，大部分女生没考上周南，只有你的女儿真不错，不但考上了，还是榜上第一名。直到这时，外公和母亲才拿回自己的衣服亲自去看，核实了情况。母亲以第一名考入周南女中，开学典礼时，教务主任点名叫母亲起来回答问题，这下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注意。麻烦也就从此开始。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组织在该校的活动十分猖獗，在第一次要求所谓“品学兼优”的新生要加入“三青团”被抵制后，又强行要求新生集体加入。母亲等几个同学被强行集体加入后，母亲为防止真实身份暴露，也为避免干扰，逃避参加其实质性活动，暑假后就再也没有回周南了，而是跑到原信义中学男生高中部插班借读，直到高中要毕业了，应周南女中的教务主任周世钊老师多次来信要求才回到周南参加考试，我拿到了周南的毕业文凭。周南女中是被誉为教育救国思想与妇女解放思想相互激荡的产物，不但教学业绩是中南地区的名校，许多革命前辈，如杨开慧、向警予、蔡畅等都是该校的前校友。多好的学校啊，母亲又是以第一名考入该校的，这让母亲感到无比自豪，只因“三青团”的缠绕，成为母亲一生的隐痛。许多年后，母亲在接到周南女中百年校庆的邀请时，都没有参加，只是给学校捐款以表对“母校”的敬仰。当然，母亲这段历史组织已查清楚，并有非常客观和正面的结论。

高中毕业后，母亲前往重庆参加高考，先考大学的先修班，然后以优异成绩（近二千名考生，母亲名列第十四名）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46年进入武大物理系一年级的一共22人，老生说这是武大物理系学生数量空前多的一个班，说是原子弹炸进来的（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丢了两颗原子弹之后引起物理热）。当时武大强调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进校很难，进校后淘汰率也很高。就因英语跟不上，几乎有一半人退学，再加上学物理要求数学好，武大物理系的数学课是和数学系一起上的，又有一批人转系。二年级时只剩下四男四女8人了，三年级又少了两个男同学只有6人了。母亲始终在物理系坚持着，一边朝着梦想不断迈进，一边也是更重要地找到了党组织，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三）

母亲一生热爱学习，注重学习成绩，但更多强调的是学以致用，把成绩转化为成果。一次华罗庚等数学家到武汉推广“双法”——优选法和统筹法，其中优选法有两次讲座母亲都去听了。一次讲的是0.618法，一次讲的是正交实验法。母亲感到这种数理方法，用于化工实验研究工作，很有效果。在苯醚撑硅橡胶小试研究过程中，先用0.618法解决了小试中催化剂使用量问题。在中试过程中收得率低，勉强达到35%，有的同志认为双格氏反应有此收得率就不错了，就此可以结题了。但工人同志反映过滤特别慢，像滴眼泪一样，一锅料要滴几十个小时才收到35%，特别是溶剂气味大，很熏人，这样生产叫人受不了（有毒性），滤饼是胶凝态。母亲认为不能就此结题，本着对工作、对生产工人负责任，能改善多少尽量改善的态度，亲自用正交法重新安排实验，主要是解决了溶剂的配比量问题，使收得率稳定提高到61%，特别是工人反映过滤很快，滤饼松散，一哗啦就过滤完了，终于顺利、满意结题。工作上是这样，生活中也是如此。她教育孩子学习知识重要的是要掌握原理，只有这样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记得小时候，母亲问我：有三件事你都要做，先做哪一件呢？我一时有点发蒙。母亲说，当然应该先做其结果会被做别的事运用或需要等待出结果时间最长的那一件事。这样资源最节约，效率最高。所以我与同龄的孩子相比，做事的效率就会高一些。这或许就是“统筹法”的运用吧。

母亲的骨头很硬，无论是意志上还是身体上都非常地坚强。遇强则强，从不低头。这是她从小就养成的性格。少年时代的一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那还是在跟随外公背井离乡逃难时。在宜昌，有一天母亲和外公没来得及过河去躲飞机，刚走到街上就响起了警报声，不几分钟日军飞机临头轰炸了，机枪也响了，街上毫无隐蔽处，外公到处张望正在发愁，母亲看见很多人正在往一个有树林的院子里面躲，拉着外公边走边跑，随着一群人进了院子靠着院墙角坐下。一批日机俯冲几次，响起了几阵机关枪，扔下了所有的炸弹后扬长而去，这时院子内的人开始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声音越来越大，不一会儿，有一个“洋人”出来了，他大模大样地站在台阶上用中国话训起人来了，他说：“不开门，让你们炸死了，可怜，开了门，你们又吵吵闹闹的，不守规矩，以后……”没等他说完外公就拉了母亲一把，母亲也一跃而起跟着外公往外走，这时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受到强烈冲击，怎么受得了外国人这种凌辱！他们边走边说：“宁可炸死也不要躲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原来那是外国教会，母亲这时暗想悔不该拉着外公错进了这座院子。以后多次遇到日机轰炸，母亲再也没有进任何外国教堂去躲避。她就是这样，在白色恐怖的白区工作没有动摇信念；在大学里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没有停止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73岁那年，担任北京某高校化学系主任和学校某课题组组长的她骑自行车上班摔了一跤，大腿大面积淤血，也仍然秉持着不享受特权、上下班不坐父亲专车的品行。硬骨头，在我们这一代孩子身上都有继承。

母亲一辈子克己奉公，宽人严己。这个“己”也包括自己的家人。然而对于帮助他人来说，母亲则是尽其所能。记得还在我小时候，由于我们是多子女家庭，一般都是老大穿小了的衣服下一个接着穿，直至破了不能再补，才买新的。我是老五，所以小时候直接穿新衣服的机会不多。一天晚上，母亲在灯下给我补裤子，有人敲门，进来两个男子，一看便是父子二人。父亲身着军呢子大衣，儿子则是绛紫色的毛领呢子短大衣，来的目的是找母亲借钱。打发他们走后，我没好气地说：他们俩身上穿呢子大衣，我们则是补丁摞补丁，还找我们借钱，怎么想的？！母亲则说：每个家庭生活安排会不同，何况他们借钱也不是为了买更好的衣服。同时打趣说道：嗨，我们的生活安排就是夜晚补裤裆，白天游四方！

母亲总是乐于助人，而且非常用心，方法也是多样的，从不考虑回报。以帮助他人为高尚，为他人脱离困难而高兴。我们几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如遇他人需要，总能伸出援助之手，所以普遍人缘都很好。当然母亲帮助他人也是有原则的，必须得在纪律、规定之内。所以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规矩意识，从不破坏规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军队干部素质，军委规定：凡从战士中提拔干部，必须经过正规院校的培养。规定出台后，母亲就主动跟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公务员、驾驶员等）谈心，讲清规定出台的意义和部队发展及个人成长的趋势，鼓励他们去考学，并买来高中数理化等复习资料送给他们，甚至教给他们如何挤出时间自学。如跟驾驶员说，你送首长开会，你在车上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不如用这些时间看看书，也不会觉得无聊，千万别加入其他司机的“侃大山”队伍。那些年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有几个真的考上大学或军队院校，多年后，有的已经走上了一定的领导岗位，当他们来京看望父母的时候，对于当年母亲的用心良苦和诲人不倦深表感谢。

母亲一共养育了四子一女五个孩子，在我们五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母亲言传不多，更多的是身教。由于孩子较多，客观上没条件，主观上她也没有刻意娇惯哪一个孩子，都是一视同仁，学习上要求的标准相同，生活上给予的照顾也一样。小时候，她规定凡上初中后，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并开始学做其他家务。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洗衣服，一个外衣，在清透时，我的两只小手抓不拢衣服，怎么也拎不干水，无法晾晒。母亲告诉我，将衣服全部浸在水盆中，用一只手拎起衣领，然后在水中向一个方向（如顺时针）旋转，不一会衣服就自然形成一个绞丝柱状，这时再用另一只手搭上来拎衣服就轻松多了。她经常跟我们说，衣服破旧没关系，只要干净整洁就行，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学会了踩缝纫机，把补丁尽量缝补得或方正规整或圆弧得体。她还说，家务活是做不完的，只要点到即可，这方面要求不要太高，要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从母亲身上我们学会了克勤克俭、勤俭办事，虽不及她那样为了一大家子的生活安排省吃俭用，但也懂得细水长流的道理，自己再苦再难，也绝不会去占公家或他人的便宜；从她身上我们听到了“人生以给予他人为荣，以享受于他人为耻”的教诲，所以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能不求人则不求人的品性；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忍辱负重、永不服输、决不放弃的精神，我们的成长才踏踏实实，天天向上。

母亲在她94岁那年离开我们，从发烧住院到她离世，只有6天。就像她一辈子不愿给人添麻烦一样，没有给子女带来任何拖累。母亲曾经说过：作为长辈，以有能力照顾子女为乐，若全靠子女照顾而无自立之力，则已失去人生的趣味了。

母亲在她87岁那年，拟出版她自撰的关于她一生的著作——《我走过的路》，为书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您的一生布满荆棘与坎坷，但又像南国的冬雪融化，露出芳草。最后，母亲将她的书名确定为《荆棘丛生 芳草遍地》。今天，我还是用这个名字作为此篇文章的题名，以表对她老人家的纪念。

2019年，94岁的母亲去世后，遵其遗嘱，我们将母亲的骨灰送回武汉市江夏区，安葬在天子山脚下外公外婆的墓旁，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长子夏鹤 退休前任武警指挥学院少将院长 正军级

次子夏鸿 退休前任湖北国际经济技术投资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女儿夏鹄 退休前任解放军306医院急诊部主任

四子夏晓鸥退休前任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五子夏小蟾退休前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兼集团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兼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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