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 常怡
通讯员 李存凯 殷学秀
8月的武汉,暑气未消,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屋内。99岁的常毓华坐在轮椅上,枯瘦却有力的指尖,一遍遍摩挲着窗台上两枚泛着温润光泽的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上,白鸽浮雕的翅膀仿佛仍携着太行烽火的余温,“胜利”二字在光影中格外醒目。
这位党龄长达83年的老人,忽然开口,声音虽沙哑却掷地有声:“侵略者的铁蹄有多沉,共产党员的骨头就有多硬!”
太行少年:烽火里长出的“护家”担当
1926年春,常毓华出生在山西黎城县上湾村的一孔窑洞里。太行山的风沙既磨砺了他的筋骨,也让他过早地见证了家国蒙难的沉重。1937年冬,11岁的常毓华第一次看到日本兵的钢盔在村口反光,紧接着,关帝庙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国民党地方部队修筑的工事正被攻破,川军战士的冲锋号与日军的炮声交织,成了他记忆中永不褪色的战争烙印。
“川军的纪律真好啊!”提及往事,老人浑浊的眼睛骤然亮了起来,“他们就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给窝头都要掏钱;可日本人不一样,他们是来毁家的。”1938年正月,日军占领上湾村,火焰吞噬着房屋,乡亲的哭喊与日军的狞笑混杂在一起。一位张姓村民被割掉舌头的惨状,成了刻在常毓华心底的伤疤。那天,他跟着父母躲进深山沟,眼睁睁看着村子在火光中扭曲,小小的拳头攥得死紧,掌心里全是泥土。
12岁时,常毓华加入了儿童团。每天,他挎着红缨枪站在村口老槐树下,清脆地喊着“暗号对上了吗”的口令,盘查过往行人。那时他的个子刚过老槐树的树杈,喊口令时要踮起脚尖才够响亮;可面对可疑分子,他攥枪的手却稳得像山里的石头——后来他才明白,那是“护家”的念头给了他勇气。
有一次,遇到形迹可疑的人,他故意拖延时间,悄悄给树后埋伏的民兵使眼色,直到对方被制服,才发现后背的衣裳早已被冷汗浸透。“那时候不懂啥叫不怕死,就觉得绝不能让坏人进村里害乡亲。”
15岁那年,常毓华成了村里的民兵。白天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夜里和乡亲们分头驻防。有次敌军偷袭,他跟着队伍紧急转移,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把旁边的石头打得起了火星。“我爹就在队伍里,可他不看我一眼,只顾着往前冲。”后来他才知道,父亲那时已是共产党员。
窑洞入党:一盏油灯下接过“用命守护”的责任
1942年,太行山区的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军的“扫荡”愈发频繁,村里的少数反动分子与特务勾结,党组织的活动只能在深夜的窑洞里秘密进行。这年秋天,16岁的常毓华在山坡上捡到一张被风吹落的纸,上面写着支部党员名册。他没想到,这张纸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那天晚上,武委会主任刘念魁突然叫我去开会。”常毓华清晰记得,窑洞深处点着一盏油灯,二十多个人影在墙上晃动,都是平日里一起劳动、战斗的乡亲。政治主任清了清嗓子,郑重宣布:“经支部讨论,决定接受常毓华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当场愣住,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角落里的父亲朝他微微点头。直到这时,他才知道,父亲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战火中严守着组织的秘密。
没有鲜红的党旗,没有庄严的誓词,甚至没有多余的寒暄,这场特殊的入党仪式在寂静中结束。散会后,父亲拉着他的手走出窑洞,月光洒在父子俩身上。父亲用沙哑的声音说:“不是爹不告诉你,这党员身份是用命换来的,也得用命护住。”常毓华看着父亲粗糙手背上的枪伤疤痕,在月光下像一道深深的沟壑,里面装着没说出口的伤痛,也藏着不敢轻易流露的牵挂。那一刻,他忽然懂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来不是荣耀的勋章,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后来他才知晓,组织早因他觉悟高、表现突出,又担任民兵队长,有了发展他入党的想法;而他在危急时刻保护党员名册的敏锐与坚决,更让组织坚定了决心,加速完成了他的入党程序。入党后,常毓华更忙碌了:白天是扛枪巡逻的民兵,夜里则悄悄传递情报。有一次送密信,他要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把写着情报的布条藏在鞋底,蹚过刺骨的河水时,牙齿打战,心里却像烧着一团火——那是守护信仰的温度。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毓华的党员身份才正式公开。当组织上给他补填入党志愿书时,他一笔一划地写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笔尖在纸上洇出墨团,像极了当年窑洞里跳动的灯花。
初心如磐:从战火到基层,一辈子“跟百姓站一起”
1947年,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常毓华自告奋勇加入南下干部大队。三个月的跋涉中,他背着背包渡黄河、跨淮河,在枪林弹雨中见证着军民同心的胜利密码。后来,他奉命到湖北工作,先后参与地方政权建设、土地改革,之后又到武汉的国营企业、江汉区任职,最终在江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休。无论岗位如何变化,他总说:“岗位换了,可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的信念,从来没变过。”
“人大代表要做政治‘明星’,但这个‘明星’不是图风光,是要像当年守阵地那样,守住老百姓的期盼。”担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时,常毓华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有一次调研菜市场物价,他带着人大代表连续半个月蹲在菜市场,一笔一划记录物价、核对称量器具,最终推动市场管理部门出台了规范收费、定期校验衡器的措施。有人说他“太较真”,他却严肃地回应:“当年在太行山上,少一颗子弹都可能输掉战斗;现在在基层,少一两秤、贵一分钱,寒的都是老百姓的心。”
离休后,常毓华随身携带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早已泛黄、翻得卷了边,“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下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横线。在担任老年大学校长的11年里,他带着老同志学党史、唱红歌,常跟大家分享:“我12岁站岗护村,16岁入党扛责,打了那么多仗、干了这么多年工作,就是想让后代知道,今天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人用命拼出来的。”
2025年夏天,女儿拿着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问他当年最怕什么。常毓华沉默了片刻,指着窗外枝繁叶茂的梧桐,缓缓说:“最怕看不到胜利的那天,最怕看不到老百姓能安安稳稳过日子。现在好了,你们都能看到了。”
阳光穿过手指,在白鸽的纪念章上跳着碎光。常毓华抬手,指尖从“70周年”的字样轻轻滑向“胜利”的浮雕——就像从1945年太行山上的欢呼,缓缓滑到2025年窗台上的暖光。
83年党龄,于他而言,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把16岁那年在窑洞里接过的责任,用一辈子的时光,焐成了永不冷却的滚烫初心。而这份滚烫,正如窗台上纪念章的光,温暖着岁月,也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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